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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是在2004年开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法治政府，主要是在迄今为止的行政改革的延长线上适当重组行政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

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一款）。二是由于执行中公安的强势违反正当程序。

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学界的严厉谴责。这个批复在回答安徽省高院关于劳动教养与刑期是否可以折抵的请示时规定：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劳动教养的行为系同一行为，其被劳动教养的日期可以折抵刑期。这一点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1981年7月6日）》为证。而劳动教养制度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处罚，这是一种比逮捕更加严重的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理所当然应遵守宪法第37条的规定。仅仅从立法形式上看，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已经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

第二，劳动教养违反《立法法》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立法法》第8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些无疑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形象。政府施政当以人道为本，以宽容为荣。

苦民者轻蔑人权，乃以民为敌。先有无为思想，然后可以有为。法象无错综则会生乱法。取之多、用之宏而壮，取之纯、用之粹而善，取之驳、用之杂而恶，不知其所自生而生。

故脱离宪政支撑，仁政不可得。民贵君轻原则如果同三权分立体制相结合，可以转换出君主立宪政体。

治官之道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司法独立在于法官独立。子贡问治，遂伯玉告之以弗治治之。政府宽容国民须承认国民享有言论自由和治平权利等基本人权。

人生于世，类于形，同于气，融于意，通于神。大礼出大法、小礼出小法。传统儒家谈仁政原则者多，而论宪政框架者寡。宽容不同意见，政象自趋繁荣。

司法独立须自良心独立始。缓和规制，省减许可，实为应务之急。

惟天所授，则皆其纯粹以精者矣。儒家并不反对无为而治。

如今人权意识觉醒，自由观念复活，有必要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礼之性质、内容和意义。人我关系最重平等之义。无论权利或权力，均须权衡而用，以度人和。自古以来，政府规制俭约适当者少有，繁苛贼仁者多见。道家将神化之治上升为无为而治原则。下为非，则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

人本国末表现为人权高于国权，人道高于国法。礼有大纲细目，内容繁富。

知性明性守性养性可以有大功于人道。以分权分职分位分事分责分业限其权力，其为非可趋减少。

一国人权受到苛政迫害，他国人民自应群起谴责。中度人和，此为权学或法学所必循之道，必据之经。

乃其所取者与所用者，非他取别用，而于二殊五实之外亦无所取用，一禀受于天地之施生，则又可不谓之命哉？天命之谓性，命日受则曰生矣。孔子痛斥始作俑者，孟子倡言大丈夫气概，均从维护人格尊严和个人尊重出发。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由人权可保，民主宪政可成。顺人性而不扰，则民愿可得。

从民贵君轻到民贵官轻，此为从君主立宪政权走向民主立宪政体之必然转变。礼宪之学为防范大贼大盗之学问，是防止出现暴政暴君之学问。

适人性而不逼，则民志可从。循此目标立法施政则法得妥当，政顺人心。

人人充分自由，以互不相扰为限。凡事必因多元而起，非因一元而起。

因此，研讨治道，当以使政府无为为上。取与不取，用与不用，权在于我，不在于彼。新仁学所倡之礼乃保障自由人权、限制政府权力之大经大法。国权政权俭约，人权民权易行。

但从不成文宪法观点看问题，此论着实过于武断。各国自有基于本国历史和人际关系所成之礼。

思想雷同则会导致专制肆虐。二气齐则可以安神健身，大度容人，存分和异，成己成人。

当政者从来不会自行宽容政治。人本国末，民贵官轻，尊长爱幼，达已达人，此八经之实均源于人权本位。